列车电业局的历史
我国1952年 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掀起了全国工农业生产建设**。同时，出现了全国性的电力供应紧张的严峻形势。那时，传播的一条“苏联先进经验”说，一种能流动于铁路线上的列车电站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在战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早在建国之初，我国已经开始将一些“快装机”改装成“列车发电 厂”。例如，北京和上海电管局分别把上海浦东的两台英国制造的2500千瓦快装机完成了改造。前者于1950年10月紧急调迁至安东（现丹东），为志愿军保卫鸭绿江大桥，为前线指挥部、雷达站和机场发供电力。后者先后为峰峰和焦作煤矿发供电力。
另有原装于上海南市电厂的两台美制2000千瓦快装机，为中南电管局改造后支援了河南洛阳的基建工程。1955年电力部又从苏联进口一台4000千瓦列车电站，交接后为缺电的佳木斯市发供电力。因此，在1955年，我国已有总容量为13000千瓦的5个列车电站，投入了使用。
鉴于此，电力工业部于1956年初下文“在北京电管局下成立列车电业局，统一管理全国列车电站……”。筹建处以很快的进度完成了大量工作，包括：接管已有列车发电厂，按顺序命名为第一至第五列车电站；配合对外贸易部与苏联、捷克和瑞士等国谈判进口列车电站 事宜；做外国专家来华进行交接试运行的准备；进行人员调配、招工和培训等。同时，在北京及周边几经踏勘、选址未成的情况下，最后，在河北省委、省政府的支 持下，选定了保定西南郊京广线北侧、清水河两岸大约40余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列车电业局及其装配厂的所在地。局址一经选定，1956年春夏之交，开始基建施工。
列车电业局于1956年4月正式成立，直属电力工业部领导，康保良被任命为第一任局长，后又任命邓致逵为副局长。
列车电业局成立后，因国家建设需要，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局属电站通过进口、改装、自制三条途径快速增加。到1962年，全局已拥有进口电站34台，改装电站8台，自制和国产电站5台，总容量超过15万 千瓦的近50台列车电站。
随着电站的增加，1964年开始，全局对电站实行分区管理，先后成立了华北（保定）、中南（武汉）、西北（宝鸡）、华东（镇江）和东北（哈尔滨）共5个“列车电站基地”。基地的任务不仅对电站的经营和生产进行管理，并负责安排电站恢复性检修和改造等。基地也是电站的“家”，这里能安置电站职工、家属和子女的居住和上学。
文革前数年，列电全局出现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大好景象，进入“全盛”时期。除了基地、电站外，列电局有自己的中试所，形成技术监督、调试、情报和培训的中心；有自己的电校，培养大批中专和技工学员，满足全局生产人员的需要；为改善职工生活，还建有多个大型农场。文革后，在此基础上，最后使全局拥有62个列车电站，2个船舶电站，总容量达30余万千瓦，还新建了15台拖车电站和一个拖车电站保养站，全局职工达到8000余人
由于列车电站所具有的特殊性能，它的出现立即受到许多地区和行业的欢迎。缺电的地区、单位只要准备好铁路岔道和少量简陋的房舍，提供燃料，支付不多的租金，即可租来一台列车电站“为我所用”。全国各地求租单位纷至沓来，列车电站在全国各地逐渐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6、70年代，有多台列车电站在青海和甘肃为二机部核工业基地的建设和生产发供电力；有不少电站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为三线建设作出了贡献，1965年仅在贵州六枝一地先后就曾有6台列车电站为西南铁路建设和当地煤矿发供电力。在珍宝岛形势一度紧张的年月，曾经有10多台列车电站奉命作好了各种准备，快速进入战备状态，只待一声令下，即可开赴前线，支援反侵略战争。
列车电站参与国家大型基建工程的例子举不胜举。上世纪50年代建设的新安江、三门峡和新丰江水电站；60年代建设的丹江口和青铜峡水电站；70年代建设的葛祖坝水电站等，无一不是依靠列车电站提供的电力来完成施工的。列车电站支援油田的开发和生产，更是战绩斐然，功不可没。在1960年开始的大庆油田开发，到1964年的油田大会战，最多时曾经有4台列车电站，总容量17400千瓦，成为大庆油田最可信赖的电源。列车电站最大的一次集结，发生在广东茂名，1964年前后曾经有6台列车电站确保了茂名油田大会战的用电。同样，胜利油田和玉门、新疆克拉玛依等油矿的开发和生产也是依靠列车电站来提供电力的。实践已证明，在电力供应紧张和工程远离城市和电网时，正是列电发挥作用的时候，它能起到常规发电厂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列电承担的整个任务中，有近半的任务是为大型工矿企业发供电力。其中更突出的是向煤矿发供电力，缺电的煤矿租得列车电站，相当于得到了一个自备的“坑口 电厂”。由于供电可靠，发电成本低，租用列车电站，已成为缺电煤矿的首选。列车电站受煤矿企业青睐的例子很多，如大同、晋城、平顶山、水城和扎赉诺尔等许 多煤矿，租用列车电站均达5~10年之久。更有甚者，第11列车电站自1959年被枣庄八一煤矿租用后，被抓住不放，历时23年，创造了列车电站在一地发电时间最长的记录。在列电存在的30余年中，全国先后有4、50个煤矿依靠列电获得了生产用电。因此，在上世纪，煤炭部曾一度建立了自己的“列电事业”，也曾经拥有多台列车电站，进行自发自用。列电为煤矿作贡献和煤炭系统欢迎列电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长期以来，列车电站另一大任务，是为缺电地区的电业单位租用后，与当地电网并列运行，而成为“公用电厂”，来填补当地的电力缺口。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尤为突出。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大批列车电站由边远地区转移到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发供电，一定程度地填补了一些城市的电力缺口，为改革开发 作出了贡献。
列车电站因其特殊性能和所创造的业绩，曾多次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注。1950年北京完成改造的“列车发电厂”，是朱德总司令下令，从石家庄紧急调往安东（现丹东），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发电、立功，被誉为“炸不垮的列车电站”。该电站在1954年夏，又被周恩来总理命令，在24小时内从山西榆次紧急调迁至武汉，它为武汉抗洪救灾供出的电力，被武汉人民称为“抢险救命电”。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东北视察中得知，林区伊春引进的纤维板厂因缺电无法投产时，指令尽快解决。第45列车电站即奉命紧急调迁至林区，使纤维板厂顺利投产。1972年的广交会即将开幕，因广州严重缺电，致供电质量影响了电讯传送，又是周恩来总理下令，第32列车电站，一台6200千瓦的燃机电站，从济南紧急调迁至广州，赶在广交会开幕前发出电力，保证了广交会的顺利进行。1976年唐山大地震，正在大连的第4列车电站奉国务院和水电部之令，仅用3天时间，紧急调迁至秦皇岛，以9000千瓦的电力向唐山供出被灾民称为的“救命电”。1960年至1964年的大庆油田开发和会战中，4台列车电站集结向大庆供电，受到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同志的好评，余秋里副总理亲临列车电站视察、慰问时，赞扬列电职工：“勤奋认真，能克服困难，保大庆用电，和大庆人一样，是好样的”，1971年，他还在有关文件批示，称列电“是国家的应急电源，大庆没有它，就没有今天发展这么快”。余副总理的这一批示，竟使列电事业的解散，推后了十年时间。
列电的解散，有其外部因素和自身原因。从外部讲，国家大电厂的不断建成投产，大电网的不断扩大，使得供电死角逐渐缩小，因而使全国大幅降底了对列电的需 求。从自身讲，今后发生电荒的需求，其容量缺口将会很大，而列电因其构造上的限制，燃煤电站单机容量要超过1万千瓦是很困难的。因此，列电事业的解散，是 它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一个圆满的终结。当然，它的解散，也给人们留下颇多的回忆和怀念。每当电荒袭来时，电力系统的人们不由得就会想起列电，想起那曾经轰轰 烈烈的能及时提供应急电力的列电事业；更会去怀念那些为列电事业“浪迹江湖”30余载的、可歌可泣的“列电人”。 |
发表于 2012-2-15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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