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心---14岁少女命丧公交车事件追踪

萌萌

  １０月２４日，是小容的１４岁生日，说好要和父母一道去北京护国寺一家餐馆过生日的小容，却没能等来这一天。从小想当律师的她没想到，１０月４日那天，她竟倒在公交车售票员的暴力之下，而且再也没能醒过来。如今，她的父母只能面对着女儿的遗像落泪、发呆——
  小容父母：“我们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掐倒”

   １０月２１日上午，记者来到小容的家——位于清华大学家属楼里的一套普通居室，门口还倒贴着金色的“福”字，室内已是满目凄凉：小主人的照片撒了一床；刺眼的鲜花篮旁，出事当天买来的参考书一本不少地摆在桌上；还有静立在屋内一角的钢琴，似乎都在默默地等待着永无归期的小主人……

   “我们的女儿一向健康活泼，没想到会因为乘公交车送了命。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掐倒的啊！”手拿毛巾擦泪，小容的母亲郑女士在不停的哽咽中，讲述着令人不堪回首的那一幕：     

   １０月４日上午，晏教授和郑女士带着女儿一起去西单图书大厦买书，之后逛到新街口豁口，于下午３点左右上了７２６路公交车准备回家。“我女儿是一蹦一跳上的车。”郑女士说，上车后，自己向一位起身为晏教授让座的女青年道谢：“你这不是老人座还让座，真太感谢了！”这时，她发现坐在前一排老人座上的一位中年妇女回头瞪了她一眼。就在她为自己和女儿买了两张一元车票（晏教授有免票的离休证）时，那位中年妇女大声指挥当班的年轻售票员说：“不行，他们是新街口上的（与豁口上的票价相差一元），再给他们撕两张票！”见年轻售票员又撕了两张票，郑女士说她不想再争，就委屈地掏了钱。这时，女儿小容不服气地说：“妈，她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我们明明是在豁口上的嘛！这帮人什么玩艺儿，真不是东西。”

   “中年妇女听到后猛站起来，一手揪住孩子的头发，另一只手掐着她的脖子。我女儿顺势踢过去，但没踢着。”郑女士说，“我赶紧上前挡住，大叫：要打就打我吧！中年妇女却边吼边猛扑过去，再一次用手死死掐住孩子的脖子，任凭我们怎么求都没有用，怎么拉都拉不动。眼睁睁看着孩子脸色变青，嘴唇发白，慢慢地瘫软下去。”

   回忆和先生连喊救命，求司机赶快送孩子上医院抢救时的情景，郑女士说当时他们吓呆了。没想到司机停下来，却站在车门处说：“我得拉你们去总部交罚款，因为你们的孩子打了我们的司售员！”这时，孩子已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一售票员见状不妙，就建议开门把孩子扔下去。僵持了一会儿，车门开了，孩子被人七手八脚地拖下车，扔在马路边。“孩子的一条腿还在车下，车轮就动了。要不是我动作快，孩子的腿就被轧断了。”郑女士心有余悸地说。

   打了“１２０”急救电话后，晏教授夫妇在众人帮助下，拦住一辆出租车把女儿送到附近的二炮总医院抢救。记者在二炮总医院的“急诊抢救留观病历”上看到“瞳孔发散，脉搏消失，无自主呼吸”等字样，显示小容被送去抢救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事后，经电击、上呼吸机等一系列抢救措施，１６个小时之后，小容还是走了。

   郑女士说，１０月４日事发当天他们就打“１１０”报了警，并出示了当天的车票作为证据，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刑警公交保卫总队（以下简称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刑侦二队出警立了案。记者注意到，在公安机关出具的“调取证据通知书”上，标明被调查的是两人，事由是“涉嫌故意伤害”。     

   ５日痛失爱女后，晏教授夫妇被巴士公司主动安排在二炮总医院住院体检，并派人２４小时守候。“表面上看是有人照顾我们，实际上是严格监控记者和媒体。”郑女士如是说。据郑女士的妹妹讲，晏教授夫妇住院后输液输得昏昏沉沉，主要是由家人看管陪护，而巴士公司却照样派了不少人，从楼梯口、电梯口都有人把守，前来探视的亲友都被追到门口，遭到“哪个单位的，是不是记者？”之类的盘查，甚至包括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记者采访都受到了阻止。“被盘查的亲友对此很反感，从外面打电话告诉我们：你们被软禁了！我们才知道事情不妙。１０月１０日，我们的亲属举着牌子到汽车站寻找目击证人受到巴士公司的威胁，前来拍照的记者也被他们支走……在这种情况下，１３号那天我们只好谎称出去散步晒太阳，带着姐姐姐夫偷偷从医院逃回家。”说起这一切，郑女士的妹妹很是生气。

   “尽管对一些事情还有疑问，尽管尸检结果还没出来，但我们相信政府，相信法律，等待着公安机关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还孩子一个公道。”采访结束时，郑女士一家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公交部门：不希望媒体报道     

   针对小容亲属的种种指责和不理解，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公交部门又如何解释呢？１０月２４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双层客运分公司。该公司党工办负责宣传的赵先生称，这一不良后果是由票务纠纷引起的。动手的售票员当时并不当班，只是搭乘这班车的普通乘客，但是，作为她的单位，公司负有领导管理之责。

   赵先生称，小容死亡当天，为了照顾她的父母，公司主动安排两位老人住在二炮总医院，并专门派人派车２４小时照顾他们。当记者问及安排了多少人时，赵先生说，开始两天派得多一些，人数不确定，后来就减少到二三个人。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希望有人打扰他们，所以对来访者作些简单的询问是正常的，但是绝对没有监视他们，更没有阻拦过采访的记者。对于晏先生一家在寻找证人时遭到威胁一说，赵先生矢口否认，理由是“素质不会那么差”。对于晏先生夫妇的出院经过，赵先生的描述是，他们只说是要出去一趟，谁知没办手续就出院了，回到家才告诉我们。对此，赵先生解释道，毕竟他们是受害方，有一些情绪和戒备心理，我们都能够理解。他表示，公司为此专门成立了善后小组，负责与两位老人的定期沟通，他们会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将两位老人当成自家老人，尽到自己的照顾义务。

   谈到网上对此事的议论，赵先生认为其中不少是借题发挥，宣泄不满，真正有价值的评论不多。他认为，媒体应该对社会负责，不能片面报道，更不能煽情，在司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出来之前，考虑到社会影响和稳定，建议最好不要过早报道。

   ２４日傍晚，赵先生又主动给记者打电话，表示要私下好好沟通一下，因为事关重大，最好暂不发稿。他说，在这件事情上，巴士公司是责任一方，最好少说话少表态，更不希望媒体报道。

   警方：“此时无声胜有声”     

   为了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１０月２０日，记者曾试图采访承办此案的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但电话联系后，该总队对外宣传部门有关人员表示对此事一无所知，能否接受采访，要请示领导。次日下午，记者再次打电话，对方以“不便接受采访”为由拒绝。 （左图：四张车票成为提交给警方的证据）     

   听说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大案支队也介入了此案，１０月２１日下午，记者通过电话采访该支队一位负责人，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被告知目前被刑事拘留的是两位女售票员。这位负责人称，他们是１０月５日女孩死亡之后开始介入此案的。因为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经手命案不多，此案较复杂，影响较大，所以领导批示由他们负责指导协调办案。据这位负责人讲，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是隶属于市公安局的，只是具体负责办理公共交通安全运营方面的有关案件，与公交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他说，目前办案工作进展顺利，他们将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以扎扎实实、无可厚非的工作客观公正地处理好此案。至于案件进展等具体情况，他表示暂时不便透露。

   当天下午，记者又设法电话联系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称，他们每天都要接到大量要求采访此案的电话，但他们能够透露的只是，此案正由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具体办理，至于其他情况一概“无可奉告”。但他同时表示，公安部门最终将以客观公正的办案体现正义之声，目前的缄默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法学博士：能否定罪量刑要看小容死因

   公交司售人员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呢？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刑法研究所博士王桂萍。     

   王桂萍认为，对女售票员的定性，主要看小容的死因。只有证实此人实施了掐颈行为，本案才属于刑事案件。此外，还需要证实小容到底是因为掐颈窒息而死，还是因为掐颈引起特殊体质病变而死。     

   如果是因为窒息而死，应定为故意杀人罪。理由是，颈部是致命的要害部位，就一般人而言，应当预见到以一定的力度和时间掐颈可能造成他人死亡，女售票员在遭到辱骂后气极而用力掐颈，虽然主观上不一定积极追求死亡的结果发生，但不计后果，至少属于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的情形，因而至少应属于间接故意，在罪过上比直接故意要轻，但仍应定为故意杀人罪。

   如果掐颈的力度和时间综合考虑足以致人伤害而不足以致人死亡，因掐颈引起特殊体质病变而死，至少说明其有希望伤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定间接故意伤害罪。     

   如果掐颈的力度和时间综合考虑并不足以致人伤害，而纯粹是因为掐颈引起特殊体质病变而死，说明其主观上既没有杀人的故意，也没有伤害的故意。考虑到作为陌生人，女售票员对于小容的体质没有预见的义务和能力，虽然其行为与小容的死亡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但主观上不存在过失，则属于无罪过的意外事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应承担民事责任。

   王桂萍认为，女售票员连续两次掐颈如果属实，不论什么原因致小容昏死，她在客观上，先前的掐颈行为就产生了救助的义务，也有将小容立即送往医院救助的能力，她没有救助就属于不作为，要承担责任。因为，在主观上，她应当预见到将一个昏死的女孩赶下车，可能会造成某种危害结果，而其根本没有考虑，以致发生了危害结果，应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而过失犯罪以结果论，该案的结果是小容的死亡，因而应定过失致人死亡罪。